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影评1200字

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影评：主旋律电影喜剧化表达的得与失

文/朱天寒

2020年的“十一”，中国人民迎来了中秋与国庆两大佳节。家国同庆之际，各类佳片接连上映，大大满足了人们节日里的观影需求。其中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成为了国庆档电影中的“另类黑马”。短短时间内，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远超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同期电影《夺冠》《姜子牙》《急先锋》等片。在网络和线下各大平台上，观众们对于《我和我的家乡》产生了空前的讨论热潮，电影带来的笑中含泪的体验让无数观众回味无穷。

一、主旋律与喜剧：承接地气的叙事手段

在我们过往的印象中，主旋律电影的影片风格贯以宏大厚重、沉郁深刻著称。但在这次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众导演在五部电影短片里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喜剧叙事手法，以动机各异的“善意谎言”来制造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再由这些“误会”来引发一连串的笑点，致力于表现人间的真情与美好。这些“笑点”的设置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观众们的“观影期待”，尤其是葛优、范伟、王宝强、黄渤、沈腾等喜剧明星的加盟更是强化了影片自身的喜剧效果，使观众与电影之间产生更好的代入感与共情性。同时，喜剧元素的融入也使得主旋律电影传统的结局基调得到了转变。尹鸿教授谈及现代商业化主流电影时曾经说过：“要改变过往主旋律电影中‘好人难有好报’的命运悲剧性，从拯救的角度表现出正面积极的力量。”在《北京好人》中的二舅最终拿到了医保卡；《天上掉下个UFO》的结尾，黄大宝见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最后一课》中的老范见到了自己记忆深处的愿望成为现实；《回乡之路》中的乔树林终于和“大师姐”谈成了合作；《神笔马良》中秋霞理解了马良的“良苦用心”。这种结局基调上的转变不仅大大改善了观众的观影感受，更提升了整个观众群体对于生活的积极感知。

二、主旋律与喜剧：薄弱单调的喜剧技巧

《我和我的家乡》中“主旋律与喜剧”结合的创作手法一方面突破了过往主旋律电影对电影叙事手法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喜剧技巧运用的单一化使得电影观赏性不足，同时过浓的喜剧元素融入也使得思想主题显的浅显单一化。在戏剧电影里，“误会”与“欺骗”是创作中的常见元素，这在五部短片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如：张北京为了给二舅治病，策划了一场“医保诈骗案”；小范为了给重病失忆的父亲治病，与村名共同制造了一出假象；第一书记马亮为了隐瞒妻子自己放弃留学的真相，虚构了一幕幕俄罗斯的景观；乔树林装成有钱人希望赢得和“大师姐”的商务合作。但这种“技巧”上的重复使用，难免会使观众的审美产生疲劳感，缺乏新奇性，更不利于主旋律价值观的传达。在喜剧元素的运用上，导演在短片《最后一课》整体“悲中带泪”的一个基调上，却插入了大量的“市民喜剧”元素。短短数分钟的上课过程里，频繁出现刻意安排的“笑点”，使短片本身情感起伏转换缺乏一个合理的时间过渡，喜悲之间的强烈变化，让观众难以迅速从上一个情景“脱离”，再迅速融入进下一个情境之中，这种观影过程中的“割裂感”，直接影响到整部短片戏剧张力的表现。

对于电影视角的把握上，五部短片都选择了以一种“归乡者”的视角来记录家乡，如：《北京好人》中张北京回乡报销医保；《天上掉下个UFO》中电视台来乡查案；《最后一课》中老范回乡寻找过去的记忆，《回乡之路》中带货明星回乡参加校友会，《神笔马良》中马良回乡做村干部建设农新村。五部几乎一致的视角选择难免有点“太落窠臼”之嫌，视角从城市到乡村，难免有一种自上而下反差感，难以真正全方位地表现出家乡的变化，更不能让这些真正在“家乡”观众们获得真实的共情感。

三、主旋律与喜剧：开放创新的类型融合

主旋律电影是我国特有的电影类型，其内容以展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革命历史或是弘扬国家主流价值观、讴歌美好人性为主。其创作目的不仅为了满足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更要承担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义务。喜剧电影则是以产生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其主要的创作的手段是通过“技巧”展现生活的可笑现象，并作夸张化的处理，赞扬美好进步的事物，讽刺落后腐朽的现象。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导演对两者创造性的结合开创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的新模式。整部电影不仅让观众们可以看到小人物幽默、风趣的生活方式，更让大家看到了这些小人物背后所体现出的一种无私奉献、勤劳奋进的精神品质。“笑中带泪，悲中带喜”，这正是《我和我的家乡》带给我们的最真实感受，也正是这种有血有肉的电影情节才让观众们能在现场留下感动的热泪，在市场上取得不可以思议的票房奇迹。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是主旋律电影在美学和商业化层面上的开拓性发展，这对于未来喜剧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的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引导、指示作用。但我们在看到这种融合带来可喜变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两种电影类型自身所存在的差异性及原生缺陷。如何创作剧本以及如何在电影中运用视听语言来弥补现有的不足将成为新一代电影人们亟待解决的“难题”。